请阅读以上文献，以“基层治理现代化：从社区治理谈起”为题写一个学术报告。我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从社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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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意识与理论起点

党的二十大把“完善基层治理体系、提高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提升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工程，标志着治理范式已从“政府—市场”二元框架迈向“政府主导、多中心协同”的新阶段。在国际治理理论谱系中，“治理”概念经历了由“government”向“governance”的范式跃迁，其核心在于多元主体通过规则共创与资源互补来维系公共秩序与公共价值。世界银行“良好治理”框架进一步将评估基准从“命令效率”转向“参与、透明、责任、法治与回应”。在中国语境中，学界综合西方理论与本土经验，将治理概念提炼为“主体多元、权威分散、过程协商、目标公共价值、层级嵌套”五重内涵，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规范坐标。

（二）从国家宏观到社区微观：解析“神经末梢”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末梢神经，而社区正是公共服务供给、社会关系重组与国家权力下沉交汇的关键场域。社区融汇地域、人群、制度、组织与文化诸要素，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压力测试点，也是居民日常生活与公共需求最直接的承载体。因此，透过社区治理逻辑的演变，能够揭示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基层的运行机理与张力结构。

（三）演进脉络：行政化—去行政化—共同体

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为弥补自组织基础薄弱而采取垂直动员模式，社区成为行政执行“最后一公里”，行政化成为基层治理的显著特征。改革开放后，随着单位制解体与社会分化，多元主体自下而上的参与需求上升，国家推动“社区减负”与“居站分离”，呈现去行政化取向；当前则正迈向政府、社会组织与居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新格局。这一“三段式”演变不仅刻画了权力—资源—责任在基层层面的重新分配，也为观测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时间序列上的分析框架。

（四）研究旨趣与报告结构

基于上述理论与脉络，本报告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社区治理的动态实践中，把握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为此，后续章节将分三步展开：第一，运用“多中心治理”视角，解析国家权力下沉与社区主体增能的互动机制；第二，结合典型案例，考察社区在公共服务、风险治理与社会整合中的制度创新路径；第三，从治理绩效、公共价值与治理能力三维度评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现度，并提出进一步优化的政策建议。通过这种微观—中观—宏观的层层递进，力图揭示社区治理如何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活力源与试金石。

（字数约 2200 字，正文连载将按此框架继续展开，敬请留意下一部分。）

（二）从国家宏观到社区微观：解析“神经末梢”

　　如果说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宏大的制度框架与战略愿景，那么社区治理便是这一框架的末梢神经，其灵敏度、协同性与复原力直接决定着宏观治理逻辑能否顺畅下沉并在细胞层面发挥效力。在治理范式的全球演进中，“governance”经历了从“government”向“多中心协同”的范式跃迁。罗西瑙提出的“没有政府的治理”凸显了在缺乏单一主权核心的条件下通过网络化、自组织机制维系公共秩序的可能，而“多中心治理”则进一步揭示了多层级结点在竞合—嵌套—耦合中的功能分配与风险缓冲，从而形成“开放而韧性”的治理矩阵（于世润《“治理”概念及理论的提出》1-2）。这一理论转向为我们观察中国社区治理提供了新的透镜：当国家权力不再被理解为排他性的科层制指令，而是被视作规则供给者、资源整合者与公平维护者时，社区便成为实现“多中心—嵌套式”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节点——它既承接自上而下的政策意图，又通过自下而上的需求反馈与规则协商，完成宏观与微观之间的信息循环与能量转换。正如宋道雷所言，“社区是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善治的社区和安居乐业的居民构成了国家治理合法性的最终归宿”（宋道雷《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社区治理的理论、阶段与模式》172-173）。

　　从历史脉络看，我国社区场域的权力—资源关系经历了“国家—单位—社区”三重转换。计划经济时期，城市社会依赖单位制维系人口组织化与资源供给，社区仅是治理的辅助性空间；改革开放后，单位制解体与社会分化催生“街道—居委”体制，行政化成为弥合断裂的首要工具；进入新世纪，随着“社区减负”与“居站分离”等改革，国家权力进一步向社区嵌入，但也开始通过制度设计为社会主体留白，推动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共同体生成。章文光等通过对上海、沈阳、江汉等多地的纵向考察指出：行政化阶段“上面千条线、落地一根针”，社区成为行政执行的“最后一公里”；去行政化阶段则以“回归自治本位”为目标，却遭遇自治空间难以自发建构的困境（章文光《城市社区治理的逻辑演变：行政化、去行政化到共同体》54-55）。这种张力揭示了宏观治理逻辑在末梢神经的“失真”风险——一味下沉的行政任务会导致“指令失焦”与“资源错配”，而全盘退出又可能让社区陷入碎片化与功能真空。

　　顺利实现宏观—微观耦合，需要把握三条运作机制。其一是权责对位的制度嵌入。国家权力的下沉不能停留于事务派遣，而应通过法定授权与财政分类转移支付，确保社区既有履责的权威也有履责的资源。赵大朋指出，当前不少城市在公共事务“条块分割”的背景下出现“行政乏力、自治低效”并存的结构性矛盾，根本原因是行政权力在社区层面形成了名义主导却资源不足的“空转”状态（赵大朋《从行政化到合作化》112-113）。因此，建立以职能清单为核心的权责匹配机制，是治理末梢避免“神经阻滞”的首要步骤。其二是主体增能的网络嵌套。多元行动者只有在规则与资源的协同网络中才能实现功能互补。何欣峰通过对全国25.2万个社区服务机构的统计发现，公益类与志愿类组织占比不足，专业化服务供给与社区需求之间存在显著缺口（何欣峰《社区社会组织有效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途径分析》68-69）。这提示我们，国家在下沉公共资源的同时，还应通过项目采购、能力建设与评分激励，引导社会组织与专业社工嵌入社区治理网络，实现“动专业”的治理升级。其三是情感与利益并进的共同体塑造。陈伟东指出，行政逻辑与慈善逻辑的“双重施予”容易强化居民的“理性无知”与旁观心态，唯有激发“居民—自治组织—社会工作者”三位一体的行动逻辑，才能破解治理中的“看客—享受者”循环（陈伟东《社区行动者逻辑》103-104）。这种以参与式治理为核心的方法论，实质上是通过情感纽带与利益共建重塑社区公共性的过程，使末梢神经获得持续的自我调节能力。

　　在实践层面，上海市长宁区“全岗通”社区工作站、武汉百步亭“网格＋楼栋”自治体系、成都“准市场型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外包等案例均证明：当国家通过“权责清单＋多元协同＋情感治理”三位一体的机制将治理逻辑精准嵌入社区，末梢神经不仅能及时感知民情，而且能够主动生成解决方案并反向促进政策优化。正如宋道雷所概括的，社区中国的来临把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缩小并重合”进街坊巷陌，国家宏观目标只有在这一厘米宽却一公里深的治理场域中才能获得真实的制度生命（宋道雷《转型中国的社区治理：国家治理的基石》172-174）。因此，透过社区治理的镜像，我们既能洞见国家治理现代化向何处用力，也能捕捉社会结构演变的细微脉动；而真正的治理现代化，恰恰就孕育在这种宏观战略与微观日常的相互抵牾、相互调适之中。

　　“行政化—去行政化—共同体”这一“三段式”演进构成了中国社区治理范式转换的主线，更是基层治理现代化内在逻辑的时序化展开。若追溯概念渊源，“治理”（governance）之所以能够替代传统“政府统治”成为公共管理核心范畴，正在于其强调多元主体通过“规则共创—资源互补—协商过程”来应对复杂公共事务的能力重构。正如于世润所梳理，西方学界在福利国家危机与国家—市场双重失灵的背景下，先后提出“没有政府的治理”与“多中心治理”，确立了在“无单一主权中心”情形下仍能维系秩序的网络化协同逻辑（于世润《“治理”概念及理论的提出》, 1–3页）。这一理念传入中国后，与国家—社会关系重塑相结合，被赋予“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意义，其基层映射即为社区治理模式的阶段性递进。

　　第一阶段可称“行政化”，始于单位制解体、城市社会重新组织的迫切需求。政府为弥补自组织基础薄弱所产生的治理真空，将“街道—居委会”纳入科层体系，通过垂直动员和资源转移，使社区成为行政执行的“最后一公里”。章文光以北京、上海等多地历时性考察指出：在该阶段，社区不仅承接了拆迁、治安、计生等大量政府事务，还因考核压力而出现“上面千条线、落地一根针”，导致行政功能冗余与自治功能弱化（章文光《城市社区治理的逻辑演变：行政化、去行政化到共同体》, 54–55页）。同样，宋道雷通过对“单位中国—社区中国”转型的梳理发现，行政化将权力、资源与责任单向下压，使居委会在财政、人事与考评上依附政府，居民被形塑为公共事务的“被服务者”，社会活力受到抑制（宋道雷《转型中国的社区治理：国家治理的基石》, 172–173页）。赵大朋进一步揭示，行政化虽能在短期内实现秩序重建，却因治理主体单一、供给偏科层化而累积出“行政乏力—自治低效”的结构性矛盾（赵大朋《从行政化到合作化》, 112页）。

　　第二阶段“去行政化”则以缓解“行政负荷”与重启自治活力为直接目标。2000年前后，多地相继推行“社区减负”“居站分离”与直接财权下沉：街道成立社区工作站承载行政事务，居委会被定位为群众性自治组织，期望通过“权责剥离”腾挪自治空间。然而实践表明，行政退出并未自动带来自治成熟，反而暴露出社区自主能力不足、社会组织专业供给缺位等深层困境。赵大朋指出，行政权力让渡若缺乏制度化资源与能力配套，极易导致“权力空转”，使基层陷入“行政乏力、自治低效”并存的双重失衡（同上, 113–114页）；章文光也发现，居委会在财政、人力仍依赖街道的情况下，自治难以自生自发，被动衍生“空心化”与“边缘化”（章文光, 56页）。何欣峰通过对全国25.2万个社区服务机构的测度进一步表明，公益类与志愿类组织占比偏低，专业社工缺位，使去行政化后的社区在公共服务与社会动员上出现明显“供给裂谷”（何欣峰《社区社会组织有效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途径分析》, 68–69页）。去行政化因缺乏主体增能与规则嵌套，只能停留于“行政减重”而难以实现“自治负荷”，从而暴露出“二元对立”框架的理论局限。

　　第三阶段“共同体”体现为政府、社会组织与居民多元协同、情感与利益并进的治理新格局。中央层面提出“共建共治共享”后，多地通过职能清单、议事协商与社会化服务采购重塑合作机制，社区不再是科层尾端的“执行结点”，而被视为多元力量共生的“嵌合场域”。宋道雷将这一阶段概括为“动专业—动资源—动情感”的复合创新，指出武汉百步亭“网格＋楼栋”自治、成都“准市场型社会组织”外包等模式，均表现出政府转向规则与资源供给者、社会组织提供专业支持、居民群体通过议事会与公约实现自我治理的立体互动（宋道雷《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社区治理的理论、阶段与模式》, 173–174页）。陈伟东则从主体心理机制切入，指出“行政逻辑＋慈善逻辑”双重“施予”会滋生居民的“理性无知”，破解之道在于构建“居民—自治组织—社会工作者”三位一体的行动逻辑，以“增能—共情—共治”替代“包办—享受—依赖”循环，进而催生社区公共性的内生动力（陈伟东《社区行动者逻辑》, 103–104页）。在这一共同体框架下，政府通过财政分类转移支付与绩效评估保障权责对位，社会组织凭借专业知识填补服务短板，居民则通过情感认同与利益协商转化为“行动公民”，共同构建起信息回路与能量循环畅通的末梢神经。

　　概括而言，“行政化”回应的是秩序重建的紧迫性，“去行政化”探索的是权责结构的再分配，“共同体”实现的则是主体能力与制度网络的协同增能。三者依次递进，既体现了国家治理在基层的压力传导与结构修复，也揭示了现代化治理的关键变量——权威重塑、资源耦合与公共价值生成。当前，中国社区治理正处在由“去行政化”向“共同体”深化的关键节点，唯有在法定授权与财政保障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多中心协同机制、专业社会化供给体系与情感共同体建构路径，才能真正完成从“末梢执行”到“末梢创造”的范式跨越，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内生循环与可持续升级。

　　基层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取向本质上是一个“价值—结构—能力”三位一体的综合命题，它既关乎国家治理体系的合法性来源，也关乎公共服务的公平效率，更关乎居民主体性的长远塑造。若将社区治理视为国家治理末梢神经的“感知器”和“执行器”，那么一切面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价值追求都必须在社区这一微观场域中落地生根，并通过具体制度设计与行动者逻辑折射出宏观治理范式的深刻变革。首先，从治理理念的演进看，“多中心—协同型”范式替代“单中心—科层型”范式成为全球公共行政的新支配逻辑，其中最重要的标志即是将公共价值评价维度从“命令效率”转向“参与、透明、责任、法治与回应”五项指标（于世润《“治理”概念及理论的提出》1-2）。这一范式一旦与中国的基层治理情境相遇，便演化出“合法性—回应性—增能性”叠合的价值谱系：合法性体现在党政权威对公共利益的最终担责与规则供给，回应性体现在多元主体协商与协同所带来的问题解决速度与精度，而增能性则体现在居民、社会组织与专业社工在共治过程中的能力生长与公共精神养成。

　　以此为参照，我国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首要价值取向是“共同体再造与公共性复归”。经历“行政化—去行政化”两轮摆荡之后，社区被行政任务过度挤压导致的“自治真空”与“功能贫血”已成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首要障碍（章文光《城市社区治理的逻辑演变：行政化、去行政化到共同体》54-55）。因此，在“共建共治共享”框架下重塑社区共同体，不仅要通过权责清单与财政分类转移支付实现制度层面的权责对位，更要在情感纽带与利益协商层面重建“陌生人社会”中的相互信任，进而在社区内部培育超越工具理性的公共精神。武汉百步亭“网格＋楼栋”自治、成都“专业社工＋项目购买”以及上海长宁“全岗通”工作站等模式，均以制度设计与情感动员双轮驱动打通了居民与国家之间的微循环，彰显了共同体取向在价值层面对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底色奠基作用（宋道雷《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社区治理的理论、阶段与模式》173）。

　　其次，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核心价值是“合作化与专业化的双重进路”。赵大朋指出，行政化模式在新形势下面临“行政乏力、自治低效”并存的结构性矛盾，若仅依赖行政资源加码与技术革新便易陷入“治标”陷阱（赵大朋《从行政化到合作化：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模式转型的价值旨趣和逻辑理路》112-113）。因此，他提出以“合作化”重塑底层逻辑：即在党建引领下，通过职能让渡、能力建设与绩效激励实现政府、社会组织与居民的双向嵌入与联合驱动。实践证明，只有当政府主动回归“规则供给者”和“公平维护者”角色，将专业事项交由社会组织和社工队伍承接，居民才可能在平等协商中实现主体性增能，而专业化供给也才能以更适切与可持续的方式回应多元化需求。对比全国25.2万家社区服务机构的类型分布不难发现：公益类与志愿类组织占比不足、专业人才缺位正是当前社区公共服务“供需裂谷”的症结所在（何欣峰《社区社会组织有效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途径分析》68-69）。补足这一短板的价值指向，即是以“专业赋能”支撑“合作化”，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能力评估与竞争性分配，引导社会组织与专业社工走入社区，实现知识—情感—资源的多维嵌合。

　　再次，基层治理现代化在价值层面必须坚持“增能导向与主体激活”的人本主义原则。陈伟东以“居民理性无知”揭示了传统行政逻辑与慈善逻辑双重施予导致的治理悖论：居民在长期“包办—享受”循环中形成了旁观者心态，自治意愿与行动能力被外部结构性剥夺（陈伟东《社区行动者逻辑：破解社区治理难题》103-104）。破解之道并非单纯增加物质供给，而在于构建“居民—自治组织—社会工作者”三位一体的行动网络，通过议事协商、共益项目与微公益基金等机制，让居民在共同问题解决中体验“我—我们”的价值转化与能力成长。唯其如此，基层治理现代化才能完成从“被动治理对象”到“积极行动公民”的身份跃迁，而这一过程本身即是公共价值生成的最微观、最真实的场域。

　　最后，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制度价值取向体现在“法治秩序与弹性韧性”并重的治理能力建构。社区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其规则体系必须兼具可预期的法治性与可调整的适应性：前者确保多元行动者在明确边界与责任框架下开展合作，后者则保证在风险社会与数字时代，社区能够依托嵌套式、多中心网络迅速调度资源、分散风险并实现自我修复（于世润《“治理”概念及理论的提出》3；宋道雷《转型中国的社区治理：国家治理的基石》172）。在此意义上，“动专业—动资源—动情感”的三阶段创新不仅是社区治理模式的演进轨迹，更是一条从程序合法性到结果合法性、从消极防御到积极韧性的价值升级路径，它要求治理者在遵循法治原则的同时，为社区留出因地制宜、随需应变的制度弹性，以包容多元创新力量的涌入。

　　综上所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可归纳为“四重递进”结构：以共同体重塑为基础，以合作化—专业化为手段，以主体增能为目标，以法治弹性为保障。四重取向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中国式社区治理迈向现代化的价值图谱——它既深植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观战略目标，又汲取了“没有政府的治理”“多中心治理”全球治理理论的制度营养，更凝结成中国社区社会实践中的在地经验。未来，只有持续推动权责对位、专业赋能、情感增润与法治护航的耦合发力，基层治理现代化才能真正完成从“末梢执行”到“末梢创造”的范式跨越，并在社区这一厘米宽却一公里深的治理空间里生成强大的公共价值与国家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