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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杜鹃为线索的云南植物采集史研究

19世纪中叶以来，随着欧洲殖民扩张和近代植物学体系的构建，全球植物采集活动进入活跃期。以植物园、博物馆、大学和商业苗圃为节点的跨国网络逐步形成，将自然物种转化为科学对象和经济资源。 在此背景下，拥有独特高山生态系统和丰富生物多样性的中国云南，成为西方植物猎人的重要目标区域。
杜鹃花（Rhododendron spp.）作为云南高山花卉的代表，因其极高的园艺美学价值和生态适应能力，被大量采集并引入欧洲园艺产业和近代植物学研究体系。植物猎人翻越雪山、穿行林地，以科学考察与殖民凝视并行不悖的方式对气候、地貌与族群进行观察与记录，山地成为知识与权力交汇的场域。
野生植物的采集不仅是栽培植物的起源，也是近代植物学知识积累的重要环节。 早期的云南杜鹃花研究，主要关注西方采集者的活动和帝国科学网络的建立。英国邱园、哈佛植物园等机构主导的采集和传播活动，构成了有关云南高山植物的主要知识来源。 这一阶段的研究侧重于植物的分类命名和“经济价值”，虽然涉及地方语境，但往往带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将地方知识简化为采集工具或异域景观。 20世纪以来，随着中国植物学的发展，国内学者逐渐建立起具有民族主义特点的本土知识体系，以回应西方植物学的范式。 20世纪后期，研究进一步吸收了环境史和后殖民理论的视角，开始从采集网络转向分析知识-权力机制和地方能动性。 这种转变不是线性的，而是呈现出多种知识视角相互交织的复杂图景。
与此同时，STS（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哲学与人类学等领域也对“科学”与“地方知识”的关系展开深入探讨。格尔茨（Clifford Greertz）的“地方性知识” 、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知识-权力理论 ，以及拉图尔（Bruno Latour） 、夏平（Steven Shapin）与沙弗（Simon Schaffer） 等人的研究，共同揭示科学并非普遍中立，而是在特定网络中协商生成。地方知识既可能被整合与重构，也常遭压制与去脉络化。这些跨学科理论为理解云南杜鹃采集中知识的建构与边缘化提供了有力视角，有助于我们超越“帝国-地方”二元框架，深入分析科学与权力、在地社会之间的复杂互动。
然而，无论是地方志、民族志还是民间园艺记录，对于杜鹃花的本土名称、用途或象征意义的系统性记载都相对有限。 即即使在民族植物学研究潜力巨大的云南，有关当地植物的知识也主要由外来者记录、采集和命名，或在国家主导的科学体系中被重新分类和编排。 例如，大理白族对大白杜鹃的使用，主要出现在当代植物学展览中，而缺乏连续性的文献记录和知识体系。
这种“系统性缺席”并非意味着地方知识本身的空白，而是反映出在近代知识建构过程中，非书面性、非标准化、地方性的知识形式长期遭遇制度性边缘化，乃至在植物学知识体系中被压制、编码或取代，是全球知识等级结构的一个缩影。
本研究以杜鹃花为线索，分析1880至1931年间云南植物采集实践如何嵌入帝国知识体制之中，又如何在地方社会中引发复杂回响。从山巅的命名权到园艺展览的再阐释，杜鹃花的跨文化旅程不仅体现了知识的形塑过程，也揭示了被遮蔽的本土能动性。本文将从历史时期的杜鹃文化入手，进而考察近代植物猎人与帝国植物机构的互动结构，最终回到地方视角，追问在这场全球植物秩序的建构中，地方知识如何被压制、交织、回响。

一、 历史时期的野生杜鹃
1910年，英国植物采集者福雷斯特在云南的一处山地考察中，记录下一场森林火灾后杜鹃花群落的景象。他写道，虽然多数乔木已在火中焚毁，但杜鹃花却“展现出惊人的韧性”，于焦黑土地上迅速繁茂生长，其花朵的“大小和纯净度令人惊叹”，排列之规整“仿佛是由专家园艺师精心设计的”。 在福雷斯特的笔下，杜鹃花不仅是坚韧生命力的象征，更成为一种视觉上近乎“人工景观”的自然存在，似乎主动契合了西方园艺文化中关于“自然秩序”的期待。这种将地方物种纳入审美体验与文化投射的表述，是近代植物采集叙事中对高山花卉的典型书写方式，也体现出观察者对地方生态与族群实践的再解释，甚至夹杂对“当地部落”生活方式的评判性视角。在此类文本中，杜鹃花既是帝国笔记中的科学对象，又是博物学想象中的自然奇观，它的“被看见”总是伴随着命名、分类与再生的过程。
（一） 传统中国的杜鹃意象与知识
这样的景观并非始于福雷斯特的抵达。在中国传统文献与民间实践中，杜鹃花早已有着丰富而复杂的象征体系。从 “杜宇啼血”的神话传说，到唐宋文人寄情山花的抒情传统，再到明清时期地方志与本草著作中的药用与观赏用途，在核心区域文化语境中，杜鹃花长期承载着复合性的象征意义与实用价值，既是文学中的情感物象，也被纳入园艺经验与地方知识系统。
在古代植物知识体系中，杜鹃花拥有众多别称，如“山石榴”“红躑躅”“山躑躅”“映山红”等，名称多与其形态、花色、物候及自然分布相关联。

《格致镜原》 《会稽志》等典籍中对其形态、生境及用途有诸多记载，指出杜鹃花广泛分布于江东、川蜀与岭南诸地，二三月间杜鹃鸟啼鸣时开放而得名。
杜鹃花自唐宋起便频繁出现在诗文之中，成为伤春悼亡与寄情别绪的重要意象。周履靖曾形容其“熒煌絳蕚舒爛熳，胭脂簇” ，以其艳色与神话传说相联结，指涉蜀帝之泪染成花的传说。辛弃疾亦“无数猩猩血染赭罗巾” ，赋予杜鹃花极具伦理情感色彩的象征意味。其色彩鲜艳，花期与鸟鸣相应，常被赋予春意初至、情感悱恻之象征。在文学领域，唐宋以来众多诗人借杜鹃花寄托伤春、悼亡、别离之情，尤以“啼血”“红艳”“伤心”等意象频繁出现，构成具有伦理情感色彩的文化景观。
明清时期的文人笔记与地方志则更加注重其观赏与园艺价值。《花镜》记载：“若欲移植家園，須以本山土壅始活” ，强调其对土壤适应性的特殊需求。《北墅抱瓮录》有载：“杜鵑一名山躑躅。唐詩『五渡溪頭躑躅紅』即此花也。春晚發花，密蘂攢簇，其色深紅，久經風日猶灼灼可愛。玩蘭渚軒前多古松怪石，植杜鵑兩株於其下，倍有風趣。” 其书不仅详述杜鹃花的颜色、瓣型、花期，还介绍其移植方式与园林配置美学，表达了对其风致的欣赏。在会稽、润州、鶴林寺等地，杜鹃花不仅被视为园林与山寺中的常见植物，其盛放时节亦成为地方社会的重要节令事件。《会稽志》有载当地百姓于杜鹃初绽之际前往观赏，郡守亦曾率府属参与，显示杜鹃花在区域礼俗活动中的特殊地位。这类记载虽数量有限，但至少表明在部分南方地区，杜鹃花作为时令花卉，曾一度嵌入特定时空节奏与地方性文化实践之中，具备初步的社会象征意义与仪式功能。
除审美与文化象征外，杜鹃花也被纳入药用与食用实践之中。其在地方医药和生活实践中的具体应用于《本草纲目》可见一斑，《本草纲目》指出杜鹃花“味酸，无毒”，可供孩童食用，且有红、紫、五出、重瓣等多个变种。 云南、川蜀等地对其亦有地域性称谓—— “川鹃花”“山石榴”。《雲南通志》《滇略》等文献中亦提及杜鹃花在当地的品类多样与花色变化，例如记载其“有五色，雙瓣者永昌、蒙化多，至二十餘種” ，或以“春卉埃山紅春光稠如許” 状其盛放之景。这些文字虽未明确指涉栽培行为，但在描述中展现出地方对杜鹃种类的辨识与关注，亦可视为杜鹃在云南地方知识系统中具一定植物经验基础的间接体现。
这一传统体系中对杜鹃的认知，即其形态特征、开花物候、文化意象以及药用经验与园艺实践，大多指向中低海拔地区集中于江南、蜀中及东南沿海一带的常见品种（如“映山红”“山石榴”“红躑躅”等）。而今日所称“高山杜鹃”——即多见于滇西北山地、属高海拔生态环境下生长的野生杜鹃种类——却仿佛始终游离于传统植物知识的核心书写之外，在传统记述中则鲜有系统呈现。如《徐霞客游记》等游记性质的文献，多为对“家家皆种”“艳若猩血”之观感描绘，而非出于植物分类或生态调查之目的，难以归入系统的物种分类或生态观察之列。
造成这一知识落差的原因，一方面可能与高山环境交通不便、高山险峻、采集难度高等现实因素相关,清代已有人想移栽野生杜鹃于庭园而未果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传统植物书写以“可识别—可利用”为知识取向的功能性逻辑 ，对生境复杂、用途未明的高山野生植物关注度较低。这些生长于雪线之下、林缘之外的高山杜鹃，在地方生态中自成体系，却因缺乏明确的文化、药用或园艺属性而在史籍中形成某种区域性的文献沉默。
分布于滇西北山地、生态特征显著的野生杜鹃种群，在未被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充分命名与分类的状态下，成为帝国植物学“再发现”的理想对象。作为“边缘中的空白”，这些原本即存的植物，在全球植物迁移与命名实践中被重新赋予意义 ，被赋予了“异域物种”的标签，开启了其向博物馆与温室转移的跨文化旅程。
（二） 植物命名体系与“等待被命名的对象”
在传统知识书写的盲区中，19世纪以来的西方植物学逐步介入，以命名系统、分类框架与采集实践为工具，将这些“未被定义”的山地植物纳入近代科学秩序。植物不再仅是地方性经验的产物，而成为标本、图谱与命名条目的集体对象，进而被重构为帝国植物园、温室与展览中的可流通资源。
这一知识转向的关键，在于植物命名体系的确立。15世纪中叶起，印刷术促进了西方的本草植物图鉴的传播，但博物学在很长时间内仍依赖古典权威如迪奥斯科里斯。18世纪以前，欧洲尚无统一的分类体系，不同地区多以俗名指称植物，拉丁描述冗长且无标准。直到1753年，瑞典博物学家林奈（Carl von Linné）出版《植物种志》（Species Plantarum），首创以属名加种加词为单位的“双名法”命名体系，才真正奠定了现代植物分类的通用基础。这一制度化语汇不仅方便科学交流，也使植物能够脱离其文化原址，进入全球比较、采集与驯化的流通链条之中。
于是，18世纪西方博物学进入以命名与分类为核心的“知识秩序”重构阶段。林奈体系的确立不仅带来了植物学的标准化，也使得植物成为可交换、可驯化、可展示的知识对象。 他的门生遍布欧洲殖民地，在全球采集植物标本，为欧洲的科学、经济与园艺体系提供源源不断的“新奇物种”。
19世纪，英国植物学进一步专业化。随着博物学的制度化与帝国植物园体系的扩展，以“命名—采集—移植”为核心的植物行动网络逐步成型。 邱园在威廉·胡克与其子约瑟夫·胡克的主持下，成为公共植物园与帝国标本核心，邱园（Kew Gardens）、皇家园艺学会等机构不仅承担学术研究，更掌握着种子交换、物种归档与园艺推广等中枢职能。
与此同时，在英国，从18世纪中叶开始，逐渐形成的“自然式园林”取代了早期几何化的法式园艺格局，对异域植物的追捧成为新园艺趣味的标志。到了19世纪，伴随中产阶级园艺消费文化的兴起，“家中有花园”的生活方式成为社会风尚 ，苗圃业的扩展与温室技术的发展，使得杜鹃、龙胆、报春、兰花等原本生长于遥远区域的植物得以进入英国家庭园圃。 园艺消费逐渐从贵族园林扩展至市民庭院。展览与温室技术的发展，又进一步推动蕨类、报春花与杜鹃等异域植物的采集热潮。
英国植物猎人乔治·福雷斯特（George Forrest）在多次采集中指出，尽管滇西北地区山地多为石灰岩构成，但高山杜鹃却表现出强烈的“避钙适应性”，在极端生态中仍能繁茂生长。他在1915年皇家园艺学会的报告中强调：“这些石灰岩山脉上发现了大量杜鹃花，这种‘异常的适应性’应予以重视。” 这一表述不仅令欧洲园艺界为之侧目，也成为其成功引种的重要理论支撑。
在这一语境中，具备“异域性”“高山性”与“园艺观赏性”的植物最受追捧。杜鹃属（Rhododendron）以其花型多样、色彩艳丽、适应性强而脱颖而出。其属名源于希腊语“rhodon”（玫瑰色）与“dendron”（树木），本身即富含美学象征。 据统计，全球杜鹃属植物约850余种，中国境内约有460种，尤以云南为分布中心。 其中滇西北地带从1500米至4300米海拔梯度，构成了杜鹃从林缘伴生种至高山矮灌丛群落的完整生态谱系，这些高山杜鹃不仅花型花色丰富，且因适应寒冷、湿润、贫瘠等极端环境，表现出极高的环境适应力，正好契合西方园艺对“野趣”与“奇观植物”的审美与功能期待。
与西方对高山杜鹃的热情关注相比，中国传统知识书写中对这些植物的“沉默”更显突出。除地域交通与环境采集之困外，这种缺席也源于传统分类标准与命名实践的局限——未被归类的植物，即意味着无法进入既有知识结构 ，从而被排除在“可知”“可用”的视野之外。云南高山杜鹃虽在地方生态系统中地位重要，却长期被主流植物知识所忽略。
云南高山杜鹃之所以成为19世纪西方植物采集者的关注焦点，并非偶然，而是植物命名体制的确立、园艺审美的转向与生态禀赋特征交汇作用的结果。它既回应了植物分类全球化的技术需求，也满足了帝国园艺系统对“奇花异卉”的消费幻想。某种意义上，它是一种被“等待发现”的植物：因未被命名而具有被命名的潜力，因未被分类而具备进入知识体系的可能，也因其自然特性与美学价值而适合被驯化、展陈与流通。

二、植物猎人与云南杜鹃的采集实践
1842年《南京条约》的签订，使欧洲人在上海、宁波、福州、厦门与香港等通商口岸周边开展活动成为可能。几乎与此同时，英国园艺学会便开始雇佣经验丰富的植物采集者，派遣他们前往这些新开放地区，采集包括茶树、蓝花牡丹与制米纸植物在内的“异域经济植物”与观赏物种。 首批采集者之一罗伯特·福琼（Robert Fortune）的远征被誉为成功典范，随即带动了大量自然史采集者进入中国。
（一） 制度性采集的源起与延续
19世纪中叶，随着1842年《南京条约》的签订，英国园艺界逐步将目光投向中国内陆丰富多样的植物资源。就在条约签订的次年，英国园艺学会（Horticultural Society of London）委派植物采集者罗伯特·福琼（Robert Fortune）前往中国执行一年期的采集任务，并在他启程前三日，即1843年2月23日，通过时任秘书约翰·林德利（John Lindley）发出一份详细的书面指令，即后人所称的“使命书”（letter of instruction）。这份文件标志着西方植物采集活动迈入制度化阶段，其影响远远超出福琼个人远征的范围。
福琼的使命书内容详尽，涵盖了采集目标、样本处理、运输安排、资金使用、报告义务等各方面事项，体现出英国园艺学会试图通过机构规划与远程监管，将采集活动纳入一个可控的知识生产体系。在目标设定方面，使命书不仅要求福琼采集尚未在英国引种的观赏性与经济性植物种子，还需记录其生长环境与栽培条件；在行动安排上，任务规定其每日书写观察笔记，定期寄回伦敦，并对标本如何保存、如何打包、如何分批邮寄提出具体指导。
虽然福琼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华东、华南的通商口岸及其腹地——如上海、宁波、厦门、福州与香港周边——尚未深入西南边地，但这份使命书所确立的制度结构却具有高度的可复制性：一名受雇采集员，在机构的指导与监管下，按照指定的品类、格式与频率完成植物采集、样本处理与阶段性汇报，并在任务完成后将成果移交机构保管、命名与发表。这种机制，日后逐渐成为帝国植物采集实践的基本范式。
值得注意的是，使命书中也提出若无法亲自深入内陆，则可雇佣本地“帮工”作为代理进行采集。这一灵活安排虽带有实用主义色彩，亦反映出制度设计者对采集对象空间分布与行动可及性之间矛盾的某种认识。这种以本地劳动力“延伸”采集能力的做法，后在福雷斯特等人身上被广泛采用，并进一步发展为“代理采集网络”模式。
总体而言，福琼的远征构成了西方制度性植物采集进入中国的起点，其“使命书”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后续采集任务在目标规划、资源调配与样本管理等方面的基本框架。虽然当时交通、语言与政治环境尚不允许深入中国腹地，福琼的路线仍以港口为依托，向内地有限推进，但其工作方法与制度逻辑却为20世纪初进入云南的采集者提供了清晰的范式参照。
乔治·福雷斯特正是在这一制度轨迹上开展采集工作的。他的云南行动虽面临高山峡谷、民族分布与地理隔绝等多重挑战，但在任务设定、样本管理、阶段性汇报与机构协作等方面，仍与福琼时代保持高度延续性。不同的是，福雷斯特在具体实践中发展出一套更具适应性的“网络型调度机制”，以应对地方环境的复杂性与非线性特点。
因此，为深入理解福雷斯特的采集网络如何形成，并如何在实践中完成制度与地方节律之间的调和，有必要简要回溯制度性采集在中国的起源与范式建立过程。
（二） 乔治·福雷斯特的云南采集网络
19世纪中叶，随着英国园艺学会对罗伯特·福琼（Robert Fortune）的派遣，植物采集逐渐迈入制度化阶段。在1843年“使命书”中，福琼被赋予明确的任务目标、经费安排与运输指引，标志着制度性采集体系的形成。然而，这套高度依赖港口运输、行政命令与殖民据点协作的体系，在面对云南高山峡谷与复杂社会结构时，显得难以直接套用。至20世纪初，随着清末边地逐步开放，采集活动亦随之从单点推进的模式，转向更具弹性与区域调度能力的实践网络。乔治·福雷斯特（George Forrest）的采集行动，正体现了这一过渡阶段的特征与挑战。
福雷斯特出生于苏格兰福尔柯克，并非学院派植物学家。他曾为药剂师学徒，后赴澳大利亚务工，1902年返英后受雇于爱丁堡皇家植物园与苗圃商人A. K. 布利，成为派往中国的职业采集者。其采集活动兼具科学目标与商业导向，一方面为植物园收集标本，一方面为英国产苗企业获取可繁殖植物资源，尤以杜鹃花属（Rhododendron）为核心。
与威尔逊一样，福雷斯特也受雇于英国机构，肩负着明确的采集任务，并接受机构的资助和指导。与福琼类似，福雷斯特也需要定期向资助机构汇报采集进展，并提交采集到的植物样本和相关记录。但在实践方式上却呈现出更为复杂、多元的在地调度特征。他不再是命令的执行者，而是行动网络的组织者与调度者。
自1904年起，福雷斯特先后七次深入云南西北部，其行动范围涵盖滇西高原、三江并流区、澜沧江—金沙江之间的主要山系。 他逐步建立起一套以丽江、大理、中甸、腾越等为中心节点的山地行动网络，部署采集员向周边分水岭与高海拔谷地放射采集，并通过反复回访与季节轮替实现植物群落的动态监测。他多次返回同一地区，在不同年份、不同海拔与季节条件下进行反复采样。他在信中写道：“我们这次要在阿墩子附近的高原停留六周，主要目标是补采去年未能收种成功的几种杜鹃与百合。” 这种以植物物候为主导的路线设定逻辑，正是其网络型实践的重要特征。
在第四次探险（1917年1月至1920年3月）中，他已对当地地形与社会熟稔，加之助手培训成熟，行动更具系统性。其采集路线聚焦于瑞丽江-萨尔温江分水岭与中甸—木里一带，主要收集对象即为福尔克纳杜鹃（R. falconeri）和宏大杜鹃（R. grande）等高大乔木型物种。在记录中他提到：“这些杜鹃花展示了惊人的韧性……平均高度在2.5到3英尺之间，几乎每株都盛开着大量花朵。”
福雷斯特采集方式的一大特色是其对地方协作者的依赖与信任。他在摩梭族村庄乌鲁卡伊（U-lu-kaey）建立了长期采集关系网络，招募二十余名摩梭采集员，组成稳定劳动力系统。不同于如威尔逊所采用的监督制模式，福雷斯特采集员可在其离境时独立完成任务。他在信中曾记录：“我的两个采集员在腾越做得不错，一个月后，他们将去往中甸工作那里的山脉，另两人则去往维西丁的山脉。” 这支地方队伍能在复杂地形与气候条件下自行判断采种时机与标本保存方式，显著提高了效率与覆盖范围。
福雷斯特对山地自然节律极为敏感，路线构建常与光照、风势、雪线与植被过渡带密切相关。他在描述Hy-pa-low谷地时写道：“雪盖与裸露悬崖相连，松林转入石峰，阳光从分水岭照射进谷地，杜鹃花在光影中像被园艺师排列。” 在1910年冬末的中甸之行中，他原计划前往阿墩子，但因积雪封山被迫折返。他写道：“高原上没有积雪，尽管四周山脉都已被白雪覆盖……我的手、脸和嘴唇都严重干裂，一举一动对我来说都是折磨，至于笑，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尽管天气恶劣，他仍坚持完成部分采集任务，并记录杜鹃在石灰岩裸地上的广泛分布：“云南杜鹃（R. chartophyllum）长在裸岩上，每一株都开满了花。”
虽然福雷斯特未留下系统日记或地图，但爱丁堡皇家植物园的J. Macqueen Cowan 博士通过标本编号与信件比对，归纳出其采集路线呈现“核心—重访—扩展”的三段式结构：先建立区域中心，再反复采集补充缺漏，最终推进至未涉高地。 如下为其主要活动区概览：
第一次（1904–1906）：腾越、丽江、中甸高原等地；
第二次（1910–1911）：腾越与大理之间补采；
第三次（1912–1915）：扩展至永宁、木里、卡里山口；
第四次（1917–1920）：太平江与木里、中甸高原；
第五次（1921–1923）：澜沧江—塔龙河分水岭北部；
第六次（1924–1926）：萨尔温江与湄公河之间高原地带；
第七次（1930–1932）：补采为主，后病逝于云南。
总体而言，福雷斯特以杜鹃花属为轴心构建出覆盖整个滇西北的高山采集网络，既延续了福琼时代制度化采集的基本逻辑，又发展出更为贴合地方节律与生态特征的实践机制。其路线非线性推进，而是围绕节点反复部署与交叉调度，在复杂地形中实现了制度采集的地方化转型。
（三）制度采集背后的在地劳力
在福雷斯特近三十年的云南采集中，一项至关重要却常被忽略的支撑力量，来自他所组织的本地采集员团队，尤其是以摩梭人为主的地方网络。这一在地劳动力系统不仅构成了采集工作的物理基础，也深刻介入了采集路径设计、物种判断与标本处理的知识实践。然而，在福雷斯特留下的记录中，他们却往往被简化为“助手”或“采集员”，其知识能力与劳动贡献长期处于不可见的位置。
不同于威尔逊（E. H. Wilson）亲自培训小型队伍、随行采集的方式，福雷斯特构建的是一个分布广泛、自治性高的采集体系。其多数成员来自丽江山脉一带的摩梭村庄乌鲁卡伊（U-lu-kaey），多有亲属与地缘关系，形成协作小组。 采集员们具备植物识别、物候判断、干燥保存等技能，能在福雷斯特不在中国期间独立完成为期数月的采集任务。他在信中写道：“我的两个采集员即将前往维西丁的山脉，而另两人将转向中甸。希望一切顺利，我们这季的收获将创纪录。”
这些采集员并非仅承担体力运输的工作。他们往往是最早进入某一山地区域的勘察者，在恶劣气候与崎岖地形中搜寻目标物种，并完成初步的标本处理。福雷斯特曾提到他的老搭档“老宋”，原为大理警察局职员，后主动辞职跟随其进行采集：“他本在警察局任职，但自愿辞职来为我效力。” 老宋显然已具备判断地形与处理样本的熟练经验，且能协调其他采集员行动，在多次信件中反复被提及。
此外，采集任务往往涉及对花期变化的预判与快速反应。在1905年的秋季采集中，福雷斯特派遣摩梭采集员前往龙陵、腾冲与中甸等地，专门采集杜鹃、报春与百合等物种的种子。在信中他列举采集任务时并非泛泛而谈，而是细致指出：“橙色杜鹃（R. dichroanthum）、穗花报春（P. spicata）、锯叶报春（P. serratibyla）、秀丽报春（P. calliantha）……” 福雷斯特最偏远的一次路线中，他曾深入萨尔温江与塔龙河之间的分水岭，并在信中推测：“我相信在更北方的某个山谷，可能存在一个杜鹃花的真正故乡。” 这说明摩梭采集员不仅具备山地行动的优势，也因其族群对高山生态的熟悉，天然承担起某种知识中介的角色。他们将山林知识转化为外来采集目标的指引与路径规划者，使得福雷斯特得以进入更高、更险的区域进行集中采集。
尽管地方采集员的贡献极为关键，但在福雷斯特的出版作品与信件中，这些人名罕见留下。他在《地理学杂志》或《皇家园艺学会期刊》中的数篇短文多侧重于风景描写与物种观察，对协作者的记载则显得稀少甚至空白。 这种“只见采集成果，不见劳作者”的书写模式，使得我们今日在重建其采集网络时，仍必须借助残存信件、标本编号与路线图的交叉分析，才能勾勒出这些地方劳动力所构成的庞大实践基础。
然而，采集员的知识一旦被吸纳进制度化流程——作为标本或种子打包、寄往英伦——其原生经验与语境便被抹除。他们的劳动轨迹未能被纳入“科学知识”的范畴，而被归为无名的过程性支持。这种结构性遮蔽使得植物知识的“建构”呈现出表面上的单一主体性。福雷斯特的每一袋寄回英国的杜鹃种子，背后都可能对应着一段摩梭采集员在峭壁林缘中攀爬采摘、在石灰岩地收集干果、在风雪中快速归返的行动轨迹。但这些经验并未以“知识”之名被保存，而只是作为完成任务的“过程”被自然省略。这种结构性遮蔽，既是福雷斯特采集实践成功的前提，也是其知识生产中的空白。

三、 帝国知识网络中的制度构建
（一） 福琼“使命书”及其背后的制度性采集
1843年2月23日，在罗伯特·福琼即将启程前往中国执行植物采集任务的三天前，英国园艺学会通过时任秘书约翰·林德利（John Lindley）向其发出一份长篇指令。 这份“使命书”不仅是福琼远征的行动指南，更是19世纪中叶西方制度性植物采集体制成型的关键文献。它详细规定了采集目标、行动规范、经费拨付、物资运输与信息回传等条目，体现了西方学术机构在知识生产与资源转移中的高度组织化与权力主导性。
“理事会无法确定你应访问哪些港口，或应该在哪些方向开展研究，当前中英关系尚不稳定。然而，他们倾向于认为福州（Foo-Chou-Foo），如果能够进入，可能带来最有价值的结果，因为它是中国较冷省份的省会。如果你到达时，作为日本人集散地的乍浦（Chapoo）可以进入，也应立即访问此地。此外，他们还希望你能在九龙岛归还给中国政府之前访问该地——不过对于这一点以及所有类似的问题，理事会愿意信任你的判断，根据你抵达中国后的实际情况作出最为明智的选择。
“如果你认为以香港为总部是合适的，那么你将需要一块土地，用来保存你的植物，直到能够将其运走。希望香港岛的副总督约翰斯顿先生（Mr. Johnstone）能够为你提供这块土地，且无需费用，作为交换，你可以用你带来的欧洲种子和植物来充实这块土地。”
“无须过多详细列举你需要寻找的植物，但有必要提醒你注意以下几类：

1. 北京的桃子，栽培于皇帝的御花园中，重量可达2磅。
2. 能产出不同等级茶叶的植物。
3. 香港山中野生生长的灯笼花（Enkianthus）。
4. 据说中国花园中存在的两种黄色重瓣玫瑰（不包括黄木香玫瑰）。
5. 生产“宣纸”的植物。
6. 莲花（Nelumbium）的各种品种。
7. 据称存在的蓝花牡丹，但其存在尚存疑。
8. 被称为“佛手”（Haong Yune 或 Fow Show）的手指状柑橘类植物及其他奇特的柑橘属品种。
9. 捕虫草类植物（Nepenthes），与现有栽培品种不同。
10. 如果存在的话，黄色花的山茶花（Camellias）。
11. 被称为“松皮柑”（Song-pee-leen）的正宗柑橘。
12. 被称为“金橘”（Cum-quat）的橙子。
13. 福建的百合，煮熟后像栗子一样食用。
14. 敏感酢浆草（Oxalis sensitiva）。
15. 被称为“满天星”（Man-neen-chang）的石松（Lycopodium cernuum）。
16. 来自广东省罗浮山的杜鹃花（Azalea）。
17. 来自同一地方的阿特拉斯蛾的茧，被称为“天蚕”（Teen-tsan）。
18. 用于商业的藤类植物。
19. 鸡冠花（Celosia）和苋菜（Amaranthus）的各种品种。
20. 木本和草本牡丹的各种品种。
21. 八角茴香（Illicium）的各种品种。
22. 各种竹子的品种及其应用。”
    “在所有情况下，你必须牢记，对于学会而言，耐寒植物具有首要重要性，植物所需的培养温度越高，其价值就越低。水生植物、兰科植物或开出极为美丽花朵的植物是这一规则的唯一例外。
    “你寄回的种子包应尽可能大，以便进行广泛分发。
    “你还需要收集用于土壤分析的材料，将可能有用的多种土壤装起来，并记录哪些植物在这些土壤中生长得最好。每种土壤的采集量不应超过2磅。特别需要了解的是，哪种土壤能培育出最好的中国山茶花、杜鹃花、菊花、灯笼花等植物。通常从中国运回的植物所带的土壤多为从河床中获取的坚硬泥块。
    “虽然我们已知一些中国人矮化树木的方法，但关于这一奇特现象仍需要更多的信息。
    “中国人通常将种子与烧过的骨头混合包装。你要尽力了解他们这样做是因为认为这能保持种子的生命力，还是他们将烧过的骨头作为肥料，与种子一起播种。后一种情况并非不可能。还需要了解他们处理肥料的方法，尤其是在他们的做法与欧洲的不同之处时。
    “所有活体植物和种子采集归学会独有。你也需要为学会准备一套你遇到的、能够保存的植物的干标本，但你个人采集的其他标本将归你私人所有。不过，需要明确的是，学会不会承担任何与你私人采集相关的费用，并且你的私人采集必须服从学会对你时间的需求。
    ……
    “你在中国期间所需的经费将通过向登特公司（Messrs. Dent & Co.）申请，登特公司将兑现你开给学会司库的支票，总额为500英镑。
    “所有信件、种子、植物等必须寄至学会的‘秘书’收，除非涉及与学会无关的私人事务。
    “每次写给秘书的信件都应附上一份费用支出账目，并尽可能保留所有支出凭证，以便你返回后进行审核。
    “学会司库将提前支付给你一定数量的卡洛斯银元（Carolus dollars），你将在任务结束时进行总账结算时一并核销。
    “……”

使命书明确规定了福琼此行的总体目标和具体任务。总体目标有两项：一是收集尚未在英国栽培的观赏性和具有经济价值的种子和植物；二是获取有关中国园艺、农业及当地气候及其对植物影响的相关信息。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使命书要求福琼详细记录其在中国的活动，包括观察到的植物种类、生长环境、当地的园艺和农业耕作方式等，并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下来。这些日记将作为学会会员了解中国植物的重要资料，也是福琼撰写探险叙述的基础材料。
为确保目标达成，学会列出了一份详尽植物清单，包括北京的桃子、各种茶叶植物、香港的灯笼花、黄色重瓣玫瑰、构树、莲花、蓝花牡丹、佛手、捕虫草、黄色山茶花、松皮柑、金橘、福建的百合、敏感酢浆草、满天星、罗浮山的杜鹃花和天蚕等。此外，使命书还要求福琼收集用于商业的藤类植物、鸡冠花和苋菜的各种品种、各种牡丹以及八角茴香和各种竹子的品种及其应用。
从这份清单可以看出，英国园艺学会对中国植物的了解还非常有限，甚至对一些植物是否存在都表示怀疑，例如蓝花牡丹。这反映了当时西方对于中国植物资源的迫切需求和探索欲望。同时，使命书也体现了英国园艺学会对于植物的实用性和观赏性的双重考虑，既要收集具有经济价值的植物，也要收集具有观赏价值的植物，以满足不同方面的需求。
使命书对福琼的采集活动提出了明确的规范和要求。首先，在植物的选择上，强调耐寒植物的重要性，认为植物所需的培养温度越高，其价值就越低。水生植物、兰科植物或开出美丽花朵的植物可以作为例外。
除采集物种本身，使命书亦强调福琼须每日书写观察记录，内容涵盖植物的生长环境、气候特征、土壤类型、当地种植方式及修剪、嫁接、施肥等细节，并将日记与来信一并定期寄回伦敦。信件须编号、分两路寄送，避免遗失，所有费用需详列账目并保留凭证。这种对书写体制与材料流通的制度化管理，体现出知识生产的“文书依赖性”，亦反映帝国网络对远距劳动的可视化与掌控需求。
此外，福琼还被要求采集多种土壤样本，以分析其对植物生长的适配性，特别指出需观察何种土壤最适宜栽培山茶、杜鹃、灯笼花等物种。这种对土壤与环境的系统记录，实际上将地方经验纳入一套科学—制度框架中进行“重编码”，其背后是对异地园艺知识体系的深度嵌入意图。
为了保障福琼的采集活动顺利进行，英国园艺学会为他提供了必要的支持和保障。在交通方面，学会为福琼安排了前往中国的船只，并提供了船上的食宿安排。
在经费方面，学会为福琼提供了500英镑的经费，并规定他可以通过向登特公司（Messrs. Dent & Co.）申请支票的方式获取所需经费。同时，使命书还规定了福琼的薪资待遇，他的年薪为100英镑，从他离开温室部门的那一刻起开始计算，直至他从中国返回并恢复该职位为止。
在运输方面，使命书详细规定如何选定商船、安排货运、标注植物箱体、存放于通风采光甲板，甚至指出如无法置于主桅或尾桅顶层，应优先考虑靠近阳光的船位。此外，运输费用由英国支付，提单由学会统一保管。这一细节展现出采集任务不仅是知识行为，也是物流工程，其“成功率”与“存活率”需在制度上被预先保障。
使命书对采集成果的产权分配作出明确规定：所有活体植物与种子归属英国园艺学会所有；福琼可自留标本，但须服从学会时间安排，且自负相关费用。这种归属机制界定了机构对采集活动的主权控制，也体现出知识资源的分层权属：学会占有“可繁殖资源”与命名权，而采集者仅拥有部分研究材料的使用权。
通过对福琼使命书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中叶西方植物采集的一些共同特点，即制度性采集的特点。即明确的目的性，采集者被赋予了特定的任务，需要按照指示收集特定的植物或获取特定的信息；由专业的机构组织，具有严密的组织性和管理规范；操作流程相对规范，采集者需要按照一定的规范进行植物的采集、记录、保存和运输；采集获取的植物和信息，通常会被纳入到西方的知识体系之中，成为植物学研究和园艺实践的重要资源；采集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利益驱动的，既包括科学研究的利益，也包括经济利益。
罗伯特·福琼的使命书是19世纪中叶西方植物采集活动的缩影，它体现了制度性采集的特点，反映了当时西方对于植物资源的迫切需求和探索欲望。福琼的采集活动，以及其他植物采集者的活动，不仅丰富了西方世界的植物多样性，也为西方植物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这种制度性的采集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植物原生地的地方知识和文化价值，对植物所在地的生态环境和文化传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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